媒体总结新的《环境保护法》带来的变化，普遍提到几乎贯穿全年的约谈机制。针对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，环保部多次约谈地方政府，数据显示，2015年受到约谈的地方政府有15个，较2014年的7个市级政府增加一倍，平均每21天约谈一个城市。约谈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频繁？一方面，新法规定地方政府须承担相应的环保责任，环保部约谈地方政府意在督促后者履行环保职责；另一方面，考虑到环境污染现象与发展经济有着紧密的关联度，很多时候地方政府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，所以环境监管从“查企业”过渡到“督政府”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过去这一年，环保部约谈地方政府屡屡成为舆论焦点，从电视媒体提供的部分细节看，双方确实针对具体问题，其中不少约谈甚至让地方行政领导难堪。而从后续的动作看，地方政府迅速开展行动，尤其是一些受到媒体关注的典型案例，治理力度很大，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一度引发“要经济还是要环境”话题的讨论。约谈在强化环保工作中的确起到了显著的作用。目前的问题在于，被约谈对象在后续环保工作中的反应存在较大差异，往往是约谈期间备受关注，至于此后的环保效果如何，则鲜有后续反馈。另外，随着约谈趋于普遍，有民众总结约谈对象，发现主要是行政级别不高的地方政府，而污染严重的大城市则普遍未受到约谈，并据此质疑环保部存在拣软柿子捏的嫌疑。

　　环保部去年10月曾表示不会拣软柿子捏，事实上，就在最近，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这样的省级官员就受到约谈。当然，这样的个案并不意味着外界的质疑完全没有道理。客观地说，目前的约谈机制存在很大的弹性，它的监督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约谈会带来一定的压力，至于这种压力能否转化为环保动力则是未知数。而即便能起到强化环保的作用，也可能仅仅产生“约谈蓝”的效果，并不能保证后续的环保工作，起码目前看来，约谈不是一种完善的环保监督机制。

　　2014年5月出台的《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》规定了被约谈的11项情形，此办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它不是一种正式的行政手段，更算不上惩罚措施；其次，对于官员个人而言，约谈并不会有职业“污点”记录到官员的考评中。另外，按照办法的规定，被约谈对象须对落实整改要求进行表态，至于后续责任追究并未作出明确规定。从这些局限不难看出，约谈机制只是一种应急性的环保监督策略，这就注定地方政府在环保态度和行动上会有所差异。

　　理想的约谈机制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问责链条，何种情形应该约谈，约谈后环保效果如何反馈，若效果不及预期该如何问责，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明确规定。在约谈机制实施的初期，这些问题容易被忽视，随着约谈日趋普遍，这些问题不明确，必然会削弱机制的价值。所以，要让约谈机制的价值****化，必须重视后续问责，如果官员有了“今天约谈‘没面子’明天可能问责‘丢帽子’”的预期，那么约谈的威力势必会大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