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第一起环保公益诉讼案落槌，彰显这一改革前沿阵地，在环保法治化方面又吃上了“第一只螃蟹”。全国各地予以学习与跟上的同时，还应让环保公益诉讼，从“捉虾”开始，发展到大胆“擒鳖”，直至将环境污染一网打尽。

　　“公益诉讼”的出现，无疑是我国法治进步与社会文明的象征，它为解决环保“公地悲剧”问题，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法治手段。因为，以前，作为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问题，非得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才能提诉，而间接利害关系人及有正义感的社会公众，却囿于不具原告身份，其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只能大眼瞪小眼看着，而难以依法提起告诉。特别是间接涉及广大公众的环保等社会共性问题，如果仅靠某个或某些公众个体的力量与热情，其在人财物的后盾支持度上，显然难以应付重大环保公益诉讼的压力。

　　现在，在法律规定及实施过程中，对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门槛予以放宽，让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所有公众，都能对环保等危害公共安全和利益的问题，提起公益诉讼，尤其像环保协会这样的社会志愿者组织的牵头，让公益诉讼变得越现实起来——如此“潘多拉盒子”的打开，虽或会增加“诉讼爆炸”现象，但其积极意义，或更大于诉讼的社会成本本身，因而受到国家与公众的共同推动与实施。

　　不过，因数“公益诉讼”在我国尚不属于严格的法律术语，其规范性与成熟性，也有待于法治实践来检验，所以，近年来，公益诉讼虽提得很响，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公益诉讼案却很鲜见。像2015年7月1日由上海消保委提起的公益诉讼，分别将欧珀及三星手机作为被告，其涉及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更广，显然影响力也更深。

　　当然，像广州此案范围虽小，影响度也不大，但作为广州环保公益诉讼第一案，各方敢于对一直复杂的环保问题予以突破性“下手”，仍值得肯定。不过，公众显然会更希望，其不只局限于这些“小泥塘清淤”式环保公益诉讼，还要对更多、更大的环保案下手；不仅敢于对个体性的环保污染案“伸刀”，还要敢对大企业，甚至政府等“巨无霸”环保责任者“动刃”。

　　特别是检察部门，能于此案中出庭支持环保公益诉讼，其应将这种“品格”，发展成为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精神——就是要敢于在大型企业、政府公共建设中的污染事件中，都能有勇气成为公益诉讼的主导者或支持者，而不是只以政府经济建设目标，为唯一的“马首”是瞻——敢捅污染大户的“马蜂窝”，这样的重大环保公益诉讼多起来时，《环保法》才能落地有声，天蓝山青水碧才会回还。